语文视角看网络热词

 


        语文视角看网络热词


 


这年头,这世界变化太快;这网络,这信息让人目不暇接。


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层出无穷的网络热词,有时让我们这些教语文的老师都目瞪口呆莫能名其妙!


年末之时,各网站和某些钟情人士又在统计什么“十大网络热词”了。据说2012年这些热词上榜:你幸福吗、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白富美、中国好声音、江南Style、躺着也中枪、吊(屌)丝、逆袭、舌尖上的中国、最炫民族风、给跪了等等,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以上语词还是受到普遍认可的。


再回看2011年的网络热词,主要有:坑爹、闹太套、擦、我了个去、你懂的、肿么了、伤不起、妹纸、震精、鸭梨、亲,扶不扶、hold住、有木有、凹凸曼、悲催、稀饭、酱紫、表拍砖、尼玛、你懂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盐慌子孙等等。


2010年度流行词语:给力、我爸是李刚、神马都是浮云、凡客体、鸭梨 我勒个去、羡慕嫉妒恨非常艰难的决定伪娘蚁族、犀利哥、官二代、围脖橡皮人团奴十全十美婚、“蒜你狠”系列(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油你涨、苹什么、鸽你肉)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网络热词开始被人关注、仿效、运用,到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成为正式场合标新立异的用语。


文语文老师,这种现象必然会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它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它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对我们语文教学可能产生的冲击等,因为这种现象有可能伴随我们整个世纪!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它之所以蓬勃兴起的背景,也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探寻它之所以广受关注的理由,还可以从网络学角度来分析它之所以应时而生的原因,相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启示。然而语文教师必须考虑这种现象对我们的教学带来的影响,从语文视角去研究该如何应对这一日益凸显的语言热点问题。


首先我认为,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尤其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看到我们的语言不断推陈出新,看到我们的语言有如此强大的再造能力,只能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如此丰富多彩,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是如此变幻不定,魅力无穷。而语言是现实的反映,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投射到语言世界上,而世界的进步也必然推动语言的进步。更何况语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体现不同时代人们精神的追求和心灵的诉求,可以烙上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由此推理,如果我们的语言体系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不能适应现代人类的思维形式和心理需求,那么它就可能失去生命力,就可能因为其刻板保守缺乏变通能力而遭受唾弃的命运。


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新词,以欣赏的眼光对待这些热词,让这些新鲜血液不断充实到我们现有的语言世界来,和睦相处,融合共生,在吐故纳新的运动发展中,更好地适应周围的变化,更快地贴近形势的发展,并促进语言的自身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全盘接受,就可以毫无原则地运用到语言实际中。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热词有很多是生造词、滥造词,带有很多的随意性,甚至带有明显的“无厘头”味道,如果任由其侵袭到我们现有语言系统中,一定会打乱稳定的语言秩序,破坏语言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比如说,“吊(屌)丝”“闹太套”“尼玛”“伪娘”等等这类毫无道理的新创词如果大量运用,必然影响到汉语的稳定性,破坏其发展规律,使这个语言体系变得混乱;“hold”“肿么了”“鸭梨”“酱紫”“围脖”“盐慌子孙”这些不规范的词语也会让我们的语言不再纯净。试想,这样的语词大量涌现,对汉语的发展必然是个沉重的打击。本来汉语就非常难学,如果再每年不断渗入这些“捣蛋分子”,必定对汉语的传播产生不利影响。


这绝非杞人忧天,看看每年大量涌现出的网络词语,想想越来越多的让我们难以说清含义的词语迎面扑来,我们固有的语言体系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忧心也就不无道理了。


依据上述观点,我认为语文教师的教学应该贯彻如下策略:


一是与时俱进。


站在“存在即合理”的出发点上,抱着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去关注语言的变化,去接受网络带给我们新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作为语文教师就更应该敏锐地捕捉到新语词的出现,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去感受它的表达效果,在自己的教学中有意识增补这一内容,并尽可能去理解学生(他们在这方面有时比我们教师来得更加敏感,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与他们主动沟通,产生共鸣。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解决好这一语言现象带给我们的困惑,成为教学的明智者。


二是善于甄别。


对于网络热词,既不要一味“拿来主义”,视之若宝;也不要“一顿棒喝”,拒之千里。要正确地选择取舍,为我所用。


判断的标准我认为首推规范性。对于不合语言规范的词语应该自觉地少用或不用,以保持语言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像“中国好声音”“你幸福吗”“你懂的”“犀利哥”这些规范词语无疑可以大胆运用;“妹纸”“凹凸曼”“苹什么”“稀饭”等明显违反规范的词尽量慎用;


其次应看生命力。我们应该提高对语言发展的判断力,甄别语词的生命力程度,像“坑爹”“最炫民族风”“”“高富帅”“羡慕嫉妒恨”“悲催”“给力”等词语肯定会有强大的应用时间度和空间度,而“凹凸曼”“吊(屌)丝”“表拍砖”“我爸是李刚”这些缘于偶然事件或不易知晓因由的词语,其运用时空度不大,会昙花一现,就应该明确抵制,成为净化语言的行动者。


由此想到,我们的语言专家学者们在新词选编中毫无疑问也应恪守这两个原则。


作为语文教师,不但自己应保持清醒的意识,还要引领学生提高甄别能力,维护祖国语言文明,不辱语文教师的使命。


当今时代,教师只有用所所学的传统规范的汉语知识理论来解释网络语言,分析其合理存在的理由,准确判断其规范性和生命力,并在教学中以传统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为依据来鉴定网络语言的存在,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语言运用观,同时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整理丰富的网络语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祖国语言得到健康的发展。


 

莫言诺奖演讲结尾”三个故事”的解读

 


莫言诺奖演讲结尾三个故事的解读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昨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


演讲以回忆母亲开头,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演讲的主题。


讲三个小故事之前,莫言说:“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很显然,他似乎是想要表达什么,但没有直接说,而是又一次借助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小说家在这举世瞩目的领奖时间里又为世人制造了一个悬念,让大家都来更充分地品味故事的内涵,领略“讲故事人”所寄寓的思想意蕴。


莫言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语老师的职业病又犯了,不妨做一番解读,看看大作家在故事里究竟有什么宣示?


这三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倒塌。


三个故事中,只有第一个故事有揭示道理的句子:“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对于理解故事的含义还是有帮助的。紧扣这个句子,从“哭”、“不哭”与“表演”三个关键词去分析,应该谈的是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问题。作家不应迎合时事,不应逢迎别人,他要做的是表现真性情,展示真自我;我们的社会必须创设更加人性、更加宽容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允许百花齐放,允许个性张扬,不必苛求一个声音,也不必大家都来满足某种需要。社会是个多彩的社会,作家的经历、情感、风格和诉求也会不同,作家的写作权利还是应该得到尊重。


第二、三个故事的含义就比较隐晦了,需要调动更多的方法来研读。


第二个故事其实和第一个故事有共同性,“我就深感歉疚”、“我却为此深感内疚”两个句子透露出故事的真实性,都是曾在作家内心产生过强烈震撼的的经历。心灵的伤痛常常会换来人生的哲思,可以看出,这两个故事都应该体现了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包括政治观。如果再超脱一点分析,两个故事都表现了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社会,如何面对周围环境,如何正视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是作家作为社会中人所难以回避的问题。


回到第二个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扩大思考范围,在整个演讲词中找到理解本故事的钥匙。在前面叙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莫言表示,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诠释。我们还可以通过演讲中莫言的表白加以印证:“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很明显,“老长官”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作家的写作毫无疑问离不开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屈从于政治,解决的视角就是“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如此才能让作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但又不完全寄生于政治,从而获得属于作家自己的创作空间,获得写作上相对的自由。


这里面可能还必须提到尊重的问题,“难道我不是人吗?”一句质问以及后来的内疚,是在表达作家需要尊重别人,尊重读者,尊重社会,我们的广大读者和整个社会也应该尊重作家,尊重他们的作品,使读写文化达到和谐的繁荣。


第三个故事则明显区别于前两则,这是个道德寓言故事,说理的意味更加鲜明。故事并不难理解,说的是因果报应、福祸轮回,有十足禅意。我们依然在演讲的前半段能找到充足的证据:“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如果浅显的理解,作家是在向世人表达自己对命运的幸与不幸的看法,表达暮然回首自己文学道路时的感慨,深一点理解,是表达对世事人生的感悟,表达对社会道德的深思,但我们还应该站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现场的角度来审视,这其实是莫言在自己人生最辉煌时刻的一种宣扬,在人生新起点之际的一种誓言,借此故事他想向世人倾诉自己更多的感思和怀想,有时这种情思是不能说破的,说破也就俗了,倒不如依旧讲故事,依旧借助小说的力量让自己更有魅力,更显涵养,这就是莫言的智慧,这就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带给我们的又一个精彩。


 当然,大作家的寓意绝不是我等俗人所能参透的,想必他本人也并不一定愿意别人把它参透。


昨天去看了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唯美的画面和奇幻的故事让人总想猜测编导的意图。事实上,该片已经在网友中引起了特别广泛的解读热潮。面对这股热潮,李安坦言,我知道大家看完片子心中有很多疑问和想法,很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在这方面我挺无辜的。我很用心地把片子拍出来,也希望得到一些反响,我本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下来,看清这些反响是什么,我为什么拍这个电影,为什么那么多人从东方到西方有不同的反应。“这个片子本来就是邀请人来解读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家都会问,到底真的意思是什么,拍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觉得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会有标准答案的感觉,限制了观众的想象,跟书或者是电影本身的创意不太合,欢迎大家来解读。我对国内现在的现象,不管解读的是不是我心里想的东西,我都觉得很贴心和鼓舞,因为影片给了他们共鸣。”


哦,两位大家在用同样的方式诠释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